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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萬億GDP城市“十三五”人口版圖:杭州、長沙逆襲,深圳、成都、廣州常住人口增量排前三

              2021年03月24日  05:00  21世紀經濟報道  陳潔,劉蘊儀,覃藝淋 

              “十三五”時期,23個萬億GDP城市中,深圳以近200萬常住人口的增量高居榜首,成都、廣州排在二三位,北京為最后一名,上海倒數第四。

              21世紀經濟研究院研究員 陳潔 實習研究員 劉蘊儀 實習研究員 覃藝淋

              “十三五”期間,萬億GDP城市大擴容,2020年已經達到23個。

              但是,在經濟強勢增長的背后,一些萬億GDP城市的人口增長卻出現明顯的背離。追溯“十三五”期間這些城市的人口變動情況,有利于我們看清萬億GDP城市未來發展的后勁如何。

              由于2020年人口數據尚未公布,“十三五”期間人口數據采用2016年到2019年期間的數據,同時為了方便比較,采用“十二五”時期2012年到2015年的數據,對比這前后兩個四年的人口變化情況。

              “十三五”期間,23個萬億GDP城市中,深圳以近200萬常住人口的增量高居榜首,成都增長192.33萬人居第二,廣州增長180.48萬人排第三,濟南、西安、杭州和重慶這4個城市的常住人口增量均超過百萬,排在第4-7名。長沙常住人口增長接近百萬,居第8位。

              值得一提的是,杭州和長沙在并未合并或代管其他地區的情況下,2016年-2019年常住人口增量較2012年-2015年出現翻倍式增長,從增量較低地區“逆襲”成為前幾名。

              同時,“十三五”期間常住人口增長量排名靠后的城市包括北京、上海兩大一線城市,北京是最后一名,上海倒數第四。倒數前五名中江蘇城市占據3席,包括南通、無錫和蘇州,其中南通、無錫的常住人口增長量不到10萬人。

              在嚴格的人口控制政策影響之下,北京的常住人口增量從2012年到2015年的151.9萬人,滑落到2016年到2019年的-16.9萬人,成為唯一一個常住人口負增長的城市。

              另一個常住人口增速滑落明顯的城市是天津,2012年到2015年常住人口增長達到192.37萬人,但到2016年-2019年卻僅增長14.88萬人。

              “十三五”期間,為什么人口會對部分萬億GDP城市“用腳投票”?

              21世紀經濟研究院認為,新增就業機會是關鍵因素之一。數據顯示,2016年到2019年,23座城市中的廣州、深圳、成都、西安與濟南的就業人數增量超過百萬,而這5個城市也位居常住人口增量前五位。然而,隨著城市生活成本的提升,人口流動也更看重安居、落戶的難易程度。

              進入“十四五”時期,隨著人口流動的“馬太效應”越發明顯,加上人口自然增長率的下跌,我國城市常住人口將呈現更為復雜的局面,對人口的競爭或進一步加劇,在萬億GDP城市層面競爭將尤為激烈。

              一線城市人口增量分化

              “十三五”期間,在經濟發展保持較快增速的背景下,23個萬億GDP城市的常住人口增長卻出現兩極分化。

              其中,深圳、成都、廣州與濟南常住人口增量超過150萬人,成為人口“膨脹”最快的4個城市。是什么原因使得這些城市成為人口增長的“翹楚”?

              21世紀經濟研究院發現,就業是其中的關鍵因素之一。以廣州和深圳為例,2015年底,廣州和深圳的就業人數分別為927.91萬、1100.80萬,這兩個數據到2019年分別上漲到1125.89萬、1283.37萬。換句話說,在2016年-2019年4年間,廣州、深圳的新增就業人口達到了197.98萬、182.57萬,位列23個萬億GDP城市前兩位。

              廣州、深圳吸納就業人口的能力,與兩地發達的民營經濟分不開。2020年,廣州實現民營經濟增加值10200.04億元,歷史上首次超過萬億元,占GDP的比重為40.8%,同比增長2.8%,增速比GDP增速高0.1個百分點。據海關統計,2020年,深圳市民營企業進出口1.81萬億元人民幣,比2019年增長5.7%,占全市外貿進出口的59.4%。

              另一個人口受民營經濟帶動的城市是杭州。2016年到2019年,杭州常住人口增長134.2萬。2020年杭州全年民營經濟增加值9855億元,占GDP的61.2%,比上年提高0.2個百分點。民營企業貨物出口2589億元,增長5.8%,占出口總額的70.1%。

              此外,在行政區劃調整的背景下,“合并與代管”成為成都與濟南在“十三五”期間人口增長的重要因素。“十三五”期間,成都合并簡陽市,濟南合并萊蕪市,使兩地無論就業人口還是常住人口都實現較大幅度增長。

              另一個受益于“代管”的還有西安。2017年,西安代管西咸新區,當年常住人口和就業人口都出現大幅度增長。但是,西安在“十三五”期間人口快速增長還有另一個重要因素,即率先放開落戶政策。

              2017年,西安推行大城市“最寬松落戶”政策,全年落戶257419人,其中在新政出臺以來的2017年3月-12月,落戶人數244575人,同比增長188465人,增長率為335.9%。

              和西安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北京。2017年,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北京城市總體規劃(2016年-2035年)》的批復提出,嚴格控制城市規模,到2020年常住人口規模控制在2300萬人以內,以后長期穩定在這一水平。

              嚴格的人口控制政策和較高的落戶門檻,使北京很快步入人口負增長的階段。2012年到2015年,北京的常住人口增長達151.9萬,位列23個城市中的第二位,但是到2016年-2019年,北京的常住人口增量為-16.9萬,其中2018年常住人口增量為-16.5萬人。

              除北京之外,上海也受到嚴格人口控制和落戶政策的影響,2016年到2019年的常住人口增量為12.87萬,較2012-2015年的67.81萬大幅下跌。2021年3月,上海提出在嘉定、青浦、松江、奉賢、南匯5個新城制定差異化的人口導入和人才引進政策,完善居住證積分和落戶政策,加大新城對緊缺急需人才和優秀青年人才的引進力度。

              另外,北京、上海的學歷“擠出”效應明顯,2019年,北京在6歲及6歲以上人口中,擁有大專學歷的占比已經超過50%,上海超過30%,不僅遠遠高于全國平均水平,也較2015年有明顯提升,這也使得更多高校畢業生“另擇它途”。

              馬太效應和加劇競爭

              曾經往北京、上海“奔”的人口,究竟去了哪些地方?

              除了同為一線城市、落戶政策相對寬松的廣州、深圳之外,大幅放寬落戶門檻的杭州、寧波,以及落戶政策較為寬松、房價偏低的長沙、佛山等地,成為人口選擇的新方向。

              21世紀經濟研究院認為,和2012-2015年這4年相比,人口進一步向大城市集中的趨勢已經形成,人口馬太效應越發明顯。

              2012年到2015年,在萬億GDP城市中,除北京和天津之外,其余21個城市的常住人口增量均不超過百萬人,但到了2016年到2019年,盡管全國流動人口總量在減少,但是常住人口增量超過百萬的城市已經有7個。

              哪里的人均收入更高,哪里就更容易吸引人口流入。因此,不少長三角城市、珠三角城市,以及中部的長沙等城市,吸引了更多人口流入。

              以長沙為例,2020年,長沙全體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1477.60元,同比增長5.7%。這一收入明顯高出同為中部大城市的武漢,加上較低的房價,長沙的人口增長在“十三五”期間有一個大的飛躍,2016年到2019年常住人口增長96.27萬,較2012年到2015年的34.11萬增長接近2倍。

              但是,離北京較近的天津,卻由于近年來經濟增速較低,人均可支配收入不高,從2012年到2015年常住人口增幅接近200萬(23個城市中排名第一),大幅下落到2016年到2019年的14.88萬。常住人口增量較低的城市還有南通、無錫、蘇州等地,2016年到2019年增量均不超過15萬人。

              不過,也有例外。2020年,重慶人均可支配收入30824元,在23個城市中排名偏低。但重慶2016年-2019年常住人口增量為107.77萬,較2012年-2015年的97.55萬有一定增長。在這背后,是重慶受益于城鎮化、工業化的推進,一方面當地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提升速度較快,另一方面不少外出打工人員隨著當地工業的發展回流,促進了當地常住人口增長。

              不過,偏低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使得重慶仍然是人口流出大市。根據戶籍人口和常住人口比例看,在23個城市中,重慶的戶籍人口和常住人口比例超過109%(即戶籍人口是常住人口的1.09倍),南通超過103%,均表現出明顯人口流出的特征。此外,合肥、西安、福州、成都的戶籍人口和常住人口的比例也超過九成。

              與之相反的是深圳,戶籍人口與常住人口的比例不足四成。此外佛山、上海、廣州、北京的戶籍人口與常住人口比例也在五至七成之間,這一方面顯示出這些地區外來人口較多,另一方面也顯示出如果進一步放寬落戶,這些城市有望吸引更多人口流入。

              21世紀經濟研究院認為,在“十三五”之前的很長一段時間,中國經濟處于高速增長階段,人口對于不同城市選擇的“風險偏好”也較高,更高的工資、更好的發展機會是人們最為看重的因素。

              但在“十三五”期間,中國經濟進入中高速增長階段,加上房價的上升等多重因素影響,人們的追求趨向平衡,擁有良好的就業機會、寬松的落戶政策、易居的城市,成為吸納人口的“明星城市”。

              在“十四五”時期,我國人口的局面將更為復雜。首先,從戶籍人口自然增長率來看,由于老齡化的程度較高,上海、南通等城市已經跌入負增長的局面,2019年蘇州、無錫等城市的人口自然增長率也已經不足3‰。因此,這些城市更為依賴外來人口流入,否則將逐步跌入常住人口負增長的局面。

              其次,戶籍人口自然增長較快的城市中,也只有深圳、泉州和佛山在2019年超過10‰。這意味著,未來大城市對于人口的競爭將更為激烈。

              21世紀經濟研究院認為,一方面,放開落戶或成為幾乎所有城市的必然選擇,差別只是在于速度不同;另一方面,新興產業的競爭也引發對于人才的競爭,城市或將對高端人才開出更高“價碼”。此外,為了吸引并留住人,控制房價、提升公共服務水平,也成為城市人才競爭中的重要砝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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