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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工商大學郭毅:可持續發展成為新一輪商業生態重構的價值原則

              2020年12月24日  05:00  21世紀經濟報道  陳紅霞 

              “因此,走向全球化的中國要深度融入全球化,我們應該深切的理解反全球化發生的根源,這也是我們為什么要構建可持續發展理念、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深層次的原因,這種原因認知了,我們就會采取行動。”郭毅總結道。

              郭毅。資料圖

              當今的發達國家處于趕超階段的時候,無不曾保護過幼稚產業,使用過貿易保護主義政策,也不怎么注重保護知識產權。但如今,它們卻跟發展中國家講,只有自由貿易、充分競爭和保護產權,才是經濟增長的唯一通道。這種理由背后,是發達國家試圖讓規則對自己更加有利的私心:當他們上了樓之后,卻把梯子撤掉,不想讓別人再上來了。

              這就是《富國陷阱》所提出的發人深省的觀點。對此,北京工商大學教授郭毅在第17屆中國企業公民論壇上表示:“大家都往樓頂上面爬,樓會不會崩塌?要回答這個問題,只能用可持續發展。商業倫理和可持續發展成為了新一輪構建全球化商業生態重構的價值原則。”

              過去,全球化快速推進,一個國家的產業鏈是內化的。在早期的產業鏈發展過程中,一個國家的產品往往由這個國家內部不同的生產部門、產業部門形成。

              郭毅打了個比方:“比如過往一部手機完整的產業鏈在國家內部形成,但60多年來經濟全球化的快速發展打破了這樣的邏輯。產品的創新和產業標準在全球范圍內適用,現在的通訊和物流技術以及全球對市場經濟的共識,還有良好的國際關系使得國家和國家之間的產業、分工協作成為可能,在國家和國家之間就形成了國際合作的商業生態,這個生態可以叫做產業內的國際分工。”

              這種國際分工模式在過去的20年間也得到了快速的發展。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日本在東亞這些國家構成了以日本為首的“雁陣模式”。有一些國家控制了產業鏈的高端環節,有一些國家在產業鏈的中端、低端環節,這是國際內部的產業分工。

              “一方面國家和國家之間的產業分工推進了全球化、促進了全球不同的國家和地區之間經濟福利的共同提升,不同的國家都能夠從產業分工當中或多或少的分到一杯羹。但另一方面這種全球化推進過程是一種不對等的全球化。一些國家在全球化過程當中占據了產業鏈和供應鏈的高端環節,獲得了利潤的絕大部分,有一些國家和地區卻為參與到這個全球化過程之中付出了社會貧富差距拉大、戰爭、貧困甚至環境急劇污染的代價。”郭毅分析稱。

              這種情況下,在未來相當長一段時間里,既往全球化的邏輯將發生改變,效率原則將在一定范圍和一定程度上讓渡于安全原則,人們將更注重將商業生態重構于更加安全、更為穩定的社會生態基礎之上,比如主權國家范圍之內,或者文化共同體基礎之上。

              “因此,走向全球化的中國要深度融入全球化,我們應該深切的理解反全球化發生的根源,這也是我們為什么要構建可持續發展理念、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深層次的原因,這種原因認知了,我們就會采取行動。”郭毅總結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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